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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古代科举,应该具体到哪个朝代。科举萌发于南北朝时期,开创于唐朝,兴盛于明朝。各个朝代的科举制度有所不同,考试内容也不尽相同。
以明朝为例,科举考试分为乡试、会试、殿试***。其中乡试、殿试头场考八股文。八股文重形,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钻研,所以***如我去考的话,最多只会过乡试。
一个人无论他多么才华横溢,还是才高八斗,只要他背叛了祖国,背叛了人民,他就是十足的伪君子、汉奸文人,周作人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周作人是鲁迅(周树人)之弟,周建人之兄,三人一母同胞,共同吮吸着中华文化的深厚营养,但走的道路却不同。鲁迅成为中国文化的旗手,***曾评价:“鲁迅的方向,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”。周建人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,新中国成立后,曾任中央人民***出版总署副署长、浙江省***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、全国政协副***等职务。而周作人却沦为日本人的汉奸,成为汉奸文人,为世人所唾弃。
周作人饱读诗书,知识渊博,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、东方文学系主任,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、客座教授,在散文、文学理论、评论、作诗、翻泽等方面,多有建树。早期也曾是***的杰出代表。 但是,1939年,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后, 周作人出任了汪伪南京***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务,他还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、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、中日文化协会理事等职务,死心踏地为日本人卖命,他不仅去日本参拜了靖国神社,还去日军医院,慰问了受伤的日军官兵,给他们捐款捐物,是一个十足的奴才、汉奸相。 1945年抗战胜利后,国民***以汉奸罪逮捕了周作人。1946年11月6日,高等***判处他14年***,后又改判10年***。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,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,周作人被放出监狱,他坐火车到上海,暂住在他的学生家中。
新中国成立后,周作人专心翻译和写作,以稿费维持生计。1967年5月6日,周作人因病去世,享年82岁。
咱们先看看对于这个“伪君子”一词的定义:首先这个人的表面必须是相当有君子风度,翩翩公子,再者虚伪、狡猾,最后还要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。
我认为这伪君子非南宋朱熹莫属。
这宋朝的朱熹可是继孔子、孟子等人之后被誉为圣人的理学大家,他总结了以往的理学思想,建立了理学体系,修订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书成为了后世科举的应试科目。
可是这位大家表面是一位谈经论道的学术大佬,为人师表,满口的之乎者也,背地里的内心却是相当龌龊。
朱熹的理学思想虽然在后世被人奉为经典,但是在宋朝还是有人不买账的,如台州太守唐仲友,他就对朱熹的理学思想不感冒,持反对的态度,结果朱熹就怀恨在心。其实,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,大家各抒己见嘛,普通人也都是心平气和地谈论,但身为儒家***的朱熹却没有这个心胸,一直找机会扳倒唐仲友。
可是,找了很久都没有抓到唐仲友的小辫子,没有怎么办?要学会创造!在朱熹的多方打探下,终于发现唐仲友与官妓严蕊的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,朱熹总算是找到了个突破口。
后来,这件事就被闹得沸沸扬扬,甚至传到了宋光宗的耳中,于是在皇帝的过问之下,朱熹只好将严蕊释放。
有才者未必皆君子,有德者必不同于小人。所以历朝历代都以德字为先,讲求的是德才兼备。
从汉朝开始德不配位者就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上。首先就是主父偃,主父偃其人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,后学《易》﹑《春秋》和百家之言。北游燕﹑赵﹑中山等诸侯王国,但都未受到礼遇。元光元年﹐主父偃抵长安。后直接上书汉武帝刘彻,当天就被召见,与徐乐﹑严安同时拜为郎中。不久又迁为谒者﹑中郎﹑中大夫,一年中升迁四次﹐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。并向汉武帝提出了“大一统”的政治主张。推恩令是其主要的政见方略,也是在他的手上一力促成的。不过其为人贪财好色,睚眦必报,诬陷齐王致使齐王服毒***。后来主父偃被人揭发收受诸侯的贿赂,被捕下狱。汉武帝并不想杀主父偃,但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劝说汉武帝杀他,最终被族诛。
另外一个就是清末的甲午首恶翁同龢。翁同龢是咸丰六年状元,同治光绪两朝皇帝的帝师,才华上是不必质疑的。但是其在户部尚书任上时,因为和李鸿章之间的私人恩怨,故意大量克扣北洋水师的***和经费,致使在1891年之后北洋水师就失去了经费的维护,战争中的填砂炮弹也是出于此人之手,实在是甲午首恶,恶中之首,有才无德的典型。
既然是才华横溢的伪君子,示人的形象一定是“德才兼备”。思前想后,还真是没想起来。不过“才华横溢”的小人倒是有几个。就拿书法界的高手举例,北宋朝蔡京,南宋朝秦桧,明朝严嵩,不仅书法水平顶级,权谋之术更是炉火纯青。在朝廷位高权重,做事的影响在各自的时期也无出其右,祸国殃民,最终落得个遗臭万年。
伪君子的话,按照传统标准,王莽算一个,主要罪证是其前后表现反差巨大和篡位。不过有很多历史学家,认为他是社会改革者。持这种观点的有胡适、翦伯赞等。
郭沫若是文学家、历史学家,他在甲骨学、文学、诗歌、历史剧本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并有名作,他因为编撰了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,使他成为中国唯物史观派的奠基人。
但鲁迅讽刺他是“才子加流氓”。说他流氓,主要指他的感情生活,这也是被世人饱受诟病的部分。郭老师一生有三个正妻,几个情人,感情生活复杂。
第一位原配张琼华。当时父母主婚,他结婚5天离开,郭老师26年后带着另一个女人和孩子回乡,原配空守68年未嫁,最后孤独离世。
第二任妻子佐藤富子。郭老师在日本留学相识,穷酸学生加旧中国身份,佐家虽极力反对,但佐藤依然下嫁并生下四子一女。抗战爆发,因骂蒋介石逃亡日本10年后得到***允许,只字未留回到中国。新中国成立后,佐藤来华找他,见他已有另一女人和孩子心酸离开。
第三***子于立群。是于立忱的妹妹。郭老师当年先追于立忱,并答应结婚,后于立忱怀孕,郭老师要求打胎,于悲愤***。后来遇到于立群,婚后也为郭老师生育四子两女,但最后的结局依然是***身亡。
周总理因为郭老师,帮助佐藤富子解决了中国国籍,也曾经在郭老师的第三次婚礼上说:“希望你这是最后一次结婚。”可见,周总理并不认可他的感情作风。
世人说,郭老师是“才子”,也有人说是“伪君子”、“渣男”,所以,难怪鲁迅先生有类似的评价。
明朝的知县和御史,大多都是六七品左右的官员。但是,同样是“芝麻官”(其实并不小),这两者之间的优劣却不那么容易说的清,甚至就连御史和御史之间,也是有不一样的呢。
众所周知,知县是地方官,而且在明清时期是最基层的地方首长。从职能上来看,它相当于如今的县委书记、县长、县人大主任、县政协***、县***院长等一整个县常委班子的***,可谓是非常辛苦了。
但是,县令的油水却也不浅。人人都知道明朝有个清廉的一塌糊涂的海瑞海青天,他在做知县的时候打二斤肉都能成新闻。但这事实上却反映了一个事实——有明一朝,尽管地方官员明面上的俸禄十分微薄,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所获取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却难以估计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,有且仅有一个的海瑞,才能被几代皇帝树立为廉政楷模。
可是御史就不一样了,作为品级最低的京官,御史老爷没有别的收入来源,最多不过是地方官进京孝敬的那点“冰敬”和“炭敬”。而身为纪检官员(相当于如今监察委的巡视员)的御史们,有的时候对于这些钱还不能要。毕竟,他们的唯一职责,就是纠察官员们的违法乱纪行为。
此外,御史所在的位置,也决定了他说话的分量——永乐以后的明朝实行两京制,但北京的权重毫无疑问要盖过南京。南京尽管也有一整套都察院体系,但他们和隔壁的六部差不多,基本都是养老的差使。如果一个人在南京都察院做御史,那么他的前途和他在北京都察院的同事相比,毫无疑问就要差了一个档次。
当然,在大多数情况下,御史毕竟是京官,成天在皇帝面前转悠,出彩的机会比三年才接受一次考察的知县要多得多。倘若自身素质过硬又清正廉洁,也许就一举成名,成为皇帝和大佬眼中的红人。比如于谦于少保,就是因为在叱骂造反的朱高煦时表现出色,被宣德帝和杨士奇看中,从而成为一代名臣。
讲到这里,我相信您也会对知县和御史的官阶、调动有了自己的概念。最后,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(纯属虚构),请大家自行体会:
1.张三在昆山县当了三年知县,因为表现出色,被调去南京都察院做了一名御史,并接受海瑞先生的领导;
2.李四在某老少边穷地区当了三年知县,因为表现出色,被调去北京都察院做了一名御史。
张三和李四在接到调令时,谁会笑,谁会哭呢?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互动。
明初,朱元璋改组了监察机构,设立都察院,主要官职从上到下有,左、右都御史,左、右副都御史,左、右佥都御史,最后是十二道监察御史,宣德时定制为十三道,明末增加到十五道,十三道时间最长,所以一般称为“十三道监察御史”,代表皇帝拊循各地,监察百官,考核任免,甚至地方赋税的厘定、灾荒的赈恤,监察御史都有建言之责,特别是对各级官员的纠举弹劾,监察御史拿捏死死的,可见职权之广,由于担心监察御史到地方***,将品级定的很低,仅有正七品,与普通的知县平级,那如果从知县调为监察御史,算升官吗?答案是,当然。
图为明嘉靖时期,监察御史王忬的腰牌。
朱元璋敕修的《诸司职掌》里清楚的规定,监察御史到地方考察官吏,有违法失职的,五品以上的,上报都察院,请皇帝裁决,六品含六品以下的,即可“就便拿问”,什么意思,像什么通判、同知等六品以下的官员可不经请示,直接拿下,更别提仅有七品的知县了,《明史·韩雍传》记载,当年韩雍任监察御史巡按江西时,一次性就处制了57名官员,太生猛,后来韩雍官至两广提督。
当年的海瑞任淳安知县,因为得罪严嵩的党羽,被严党的巡盐御史袁淳治了罪,降为从七品判官,图为海瑞墓。
《宋史·侯蒙传》有载“侯蒙,知襄邑县,擢监察御史,进殿中侍御史”,虽然这里的例子是宋朝的,但品级跟明朝的差不多,而且宋朝的监察御史仅从七品,侯蒙这个人进士及第后,先是任襄邑知县,为官有好名声,升为监察御史,不久进升为正七品殿中侍御史,最后官至户部尚书,宋史有他的传,擢,就是提拔的意思,所以从知县提拔为监察御史,肯定是晋升了。
邢宥,海南人,最早授巡查御史,最后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,文昌市保存有邢宥墓。
《岐山县志》记载“杨武,字宗文,岐山向阳村人,弘治九年进士,出任山东淄川县知县,在任除恶理冤,积粟赈贫,兴办学校,不到一年,治下政绩斐然,被皇帝树为典型,迁河南道监察御史”,杨武是明孝宗时期进士,先是淄川知县,因有政绩迁监察御史,迁,就是调动的意思,可能平调,可能升迁,也可能降职,这里的杨武有政绩,肯定是升迁了,后来杨武做到了左佥都御史,正四品,今天的岐山郑家桥村保存有杨公祠,此村也被称为御史故里。
中国科举院试博物馆,明朝为都察院分司,监察御史巡按扬州地区时,常驻于此,清为学政试院。
《嘉定县志》记载“赵洪范,字元锡,嘉定东城人,天启二年进士,任麻城知县,有惠政,崇祯元年,擢升为监察御史”,这里就再清楚不过了,赵洪范先是麻城知县,也是有政绩,擢升,就是提拔为监察御史,赵洪范后来巡按云南道,恰逢云南土司造反,赵洪范代天巡守,主战,结果明军战败,云南布政使周士昌战死,崇祯追究责任,赵洪范被罢官,清朝时归田不仕,卒于康熙年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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